他在飛機上愛上了一座泳池：大衛·霍克尼的快樂與固執

大衛·霍克尼的快樂與固執。一個約克郡男孩，如何把一生的色彩賭給了陽光。

一九六三年，二十六歲的大衛·霍克尼第一次飛往洛杉磯。飛機下降時，他從舷窗往下看，滿城的後院裡躺著一座座藍得發亮的游泳池，波光在加州的太陽下閃個不停。那一刻決定了他往後大半輩子要畫什麼。一個約克郡出身、在灰濛濛的工業城市布拉福長大的男孩，就這樣把一生的色彩賭給了陽光。

六月十一日，霍克尼在倫敦家中離世，享壽八十八歲，再過一個月就是他的八十九歲生日。他走得很安靜，這對一個把吵鬧的明亮畫了一輩子的人來說，幾乎有點不像他。

霍克尼從來不是個安分的人。他頂著一頭刻意染成的金髮，戴圓框大眼鏡，穿撞色到近乎挑釁的衣服，是藝壇出了名的花花公子。但在這身打扮底下，是一個極其固執的腦袋。二十世紀中葉，畫壇被抽象表現主義統治，畫得「像」被認為是落伍的事。霍克尼偏偏要把人、把臉、把兩個人之間的眼神重新請回畫布。

他的泳池畫表面上是慶祝加州的閒適，骨子裡是在歌頌同性之間日常的相伴。要知道在他的祖國英國，同性關係一直到一九六七年才除罪。他畫《更大的水花》那年，正是這條法律改變的同一年。那份坦然，在當時是需要勇氣的。

他這輩子最迷人的地方，是永遠在跟「怎麼看世界」這件事較勁。一九八〇年代初，他接觸到中國繪畫的散點透視，立刻覺得文藝復興那套線性透視太死板，把人釘在一個固定的視點上動彈不得。為了搞懂中國人怎麼讓視線在畫裡走路，他真的跑去中國，一路追一幅十八世紀的長卷，最後拍成一部紀錄片，片名長到像繞口令：《與中國皇帝的大運河一日遊，或曰：表面是錯覺，但深度也是》。他不是去觀光，他是去偷一種看的方法。

他畫的雙人肖像是一絕。《克拉克夫婦和波西》裡那段關係的氣氛，全被收進一個房間裡。畫不下去的時候，他就去做歌劇舞台。史特拉汶斯基的《浪子的歷程》、莫札特的《魔笛》，那些佈景和服裝他稱之為「在舞台上作畫」，每次卡關，他就靠換一個媒材把自己重新打開。

他對新工具的胃口也大得驚人。一九七二年，倫敦的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辦了個攝影展，標題很狂，叫做「從今天起，繪畫已死」。霍克尼不服氣，後半生幾乎都在證明相反的事。他玩過寶麗來，因為他從拍立得裡看見了畢卡索和立體派的影子，於是把同一個場景拍成幾十、幾百張照片再拼回去，做成他著名的「joiners」拼貼。

後來他用傳真機畫畫，用電腦畫畫，八十幾歲改用 iPad 畫約克郡的春天，一片花瓣一片花瓣地點，還跟工程師一起開發自己順手的繪圖程式。別人到那年紀只想守住名聲，他把平板電腦當成新的調色盤。

最後幾年，他成了半個諾曼第人。二〇一九到二〇二三年，他住在法國鄉下，每天在 iPad 上記錄四季怎麼換。疫情把全世界關起來的時候，這個八十幾歲的老人從綠油油的田野裡傳出一句話，後來被人用粉紅色霓虹燈裝在巴黎路易威登基金會的外牆上：「記住，他們取消不了春天。」（Do remember they can’t cancel the spring.）

這句話幾乎可以當成他一生的注腳。在一個習慣把深刻跟沉重畫上等號的年代，霍克尼理直氣壯地畫陽光、畫水、畫盛開的樹，畫那些讓人單純高興的東西。那不是天真。一個看遍了世界、也經歷過時代偏見的人，最後仍然選擇相信明亮，那是一種需要力氣才撐得住的樂觀。

泰特美術館已經證實，籌備已久的大型回顧展明年照常舉行。霍克尼看不到了，可那些水面的光還在那裡閃，等著下一個願意慢下來、好好看一眼的人。